顾惜朝也是早就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，他上任的时候，上头就委派了这个工作，要不然也不会拖到这时候。
傅黎要做的，就是辅助顾惜朝，做一个新教材的方向和轮廓蓝图，随后还会跟着顾惜朝去京都出差，估摸着在她考完高考之后，便是真正忙碌的时候。
要知道，顾惜朝只不过是一个省市的编写负责人，有关这套新教材，是经过中央关注和批准，各省市的教育部直接领导和组织编写的，其编写资源可以说空前雄厚。
前后会从全国调集五六十位专家、作家、教研员和编辑，组成编写组，其人教社的中语室和小语室会在其中起到中坚作用，而实际参与这套教材咨询等工作的各个学科领域专家则高达上百人，教材还需要经过三十多轮评审，几百名特级教师的审读，以及多个省市几十所学校的试教。
这次的新教材编写，下达的力度很大，各个省市的教育局都会配合。
如果不是“部编”，很难动员这么多力量，因此它的编写质量很有保障，作为一种“公共知识产品”，也会被多数人接受。
不好说这次编写的新教材是最理想的，但却足够超越现有同类教材的整体水平。
保证每个地区都会出一本教材的蓝本轮廓，即所谓的“一纲多本”。
“一纲多本”是个好东西，有利于调动地方和教育圈的积极性，让教材编写有竞争，优中选优，中央对此显然是有政治上的考虑的。
中央直接抓教材，最后定稿会转交由中央会议上讨论。
为什么这么重视？
还不是因为有什么样的教材，就有什么样的国民。
80年代最缺栋梁，正所谓一个时代造就一批人，这时候人们刚从黑暗中走出来，看到了光明，看到了希望，为了改变命运，开始解放思想。
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她和顾惜朝之所以志同道合，还不是因为，他们就是一类人。
傅黎承认，即便是重生了，自己还身处这样的年代中，没有想过挣脱，之所以想着“桃李满天下”，不是她野心太大，而是因为，她就是这个时代的人啊！
在这个充满理想激情的年代中，她相信，除了她以外，还有很多地方的人，都像她一样，正在真诚的实践“以天为己任”，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