吃完早饭，二小姐提议去看电影。杜教授现在是教育总会下面电影审阅委员会的委员，别的不充裕，手上的电影票却是非常的充足。说到看电影，杜教授又发表起高见来，现在的许多电影为了吸引眼球，诲淫诲盗，一切向钱看，完全忘了教化意义，实在是文化的悲哀。老三不由得为导演辩护起来，也不能全怪导演，现在有些人看电影，哪里是为了艺术，完全是为了看女人的大腿。四小姐嗔道，三哥，你说什么呢。当着家里这么多女性，老三自觉失言，低头喝起牛奶来。
这天放的电影是《上海一妇人》，据传主演是风俗业从业人员，拍电影是为了给自己赎身，可以说是自立自强出淤泥而不染的典范了。
相比在家中和杜教授讨论教育问题，傅与乔倒情愿去电影院陪着一帮小姐看电影，至少电影放映的时候可以保持沉默。杜加林虽然觉得和这帮姊妹接触太耗费脑细胞，但她对这部片子却颇感兴趣，她在上海的时候便一直想去看，但一直忙以致错过了，回上海再看没准片子就下映了。于是两人都对这个提议表示赞成。
家里有两辆德国造的鹰牌自行车和一部黄包车，不远处有公共汽车站。五女二男，两位男士都自觉要骑自行车，杜加林本想体验一下南京的公共系统，不料她还没说话，就听二小姐开口，“我也要骑车”，杜老三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，便说，“二姐你骑车吧，我让姐夫带我一段。”傅与乔望向杜加林，“老三，对不起了，这后座现下已变成你姐姐的了。”杜加林只好歉意地冲着老三笑笑。老三回头对二小姐说，“二姐，要不我带你？”二小姐果断地表示拒绝，算了吧，我还是坐车好了。
傅与乔骑车很快，一会儿就把其他小姐们甩到了后面，老三则负责殿后，跟在姐妹们的黄包车后面。杜加林今天穿的是天青色的上衣下裤，宽大的裤子垂到脚背，风顺着裤管吹了进来，鼓鼓荡荡的。她双手紧紧攥着车座，生怕被甩下去，途径无人巷的时候，前面的少爷甚至还玩起了单手骑车，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不得不提醒他道，你后面还有一个活人呢。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
“傅少爷，我自然是很愿意相信你的。可我犯不着要拿我的命去做赌注。我要真赌输了，您难道赔我一条吗？”杜加林想这人真是自负到了一定程度，连车技都不容许别人质疑。
“怎么讲得这么严重？”
“生命太脆弱了，生不容易，死却是很简单的。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，连墓志铭都不知道怎么写。”
“阿妮怎么回了一趟家，倒多愁善感了起来。”
“闲得。”
杜加林住的是傅少奶奶未出阁时的卧房，三间西厢房，她占了一间。房间明显被布置过，铜架床上挂着藕荷色的纱帐，床上的被褥也是藕荷色的。墙上钉的月份牌暴露了主人许久不住的事实，那张月份牌上写的日期还是民国十一年，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二年，旧历五月初六那天用红笔圈了个圈，是出嫁的日子。
这一年，第二次希土战争结束，希军被赶出小亚细亚，汤因比发表了《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》；这一年，斯宾格勒《西方的没落》第二卷出版；也是在这一年，那个说出了“all history is nteporary history”的克罗齐因为不满墨索里尼被撤职。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都或多或少地对杜加林产生了影响，但她没想到的是，对她影响最深刻的竟是傅少奶奶出嫁。
杜加林坐在梳妆台前，看着那张已经越来越熟悉的脸，对历史的偶然性有了深刻的认知。她坐在桌前剥栗子吃，今天起得早，这会儿已经乏了，不由得打了个哈欠，扭过头来看傅与乔，他正坐在床边的摇椅上看书。她把椅子倒过来，头抵在椅背上一边看着那人一边吃栗子。
看了许久，杜加林说道，“老三现在应该还没睡，你去找他挤一宿吧。”
傅与乔抬头，挑眉道，“你就这么烦我？”
“按老理说，女儿回娘家应该跟女婿分开住的，否则对本家的儿子不好。”
“你倒信那个。”
杜加林此时见不得他那副得了便宜卖乖的样子，“要不要我给少爷您叠被铺床，您在这儿好好地休息？”
“算了，我也不招你的烦了。”傅与乔拿着书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经过杜加林的时候，从她手里拿了个栗子掷在嘴里，他出了门又回过头来关门，那是旧历六月十九，月亮悬在空中八分圆，他站在月色下向她道了声晚安，然后留给她一个背影。民国十四年的月亮并不比九十年后更大些，她又想起幼时学的第一首诗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这是傅少奶奶的故乡，她终究是个异乡人。她的故乡，又何时能回去呢？
目送着傅与乔出门去，杜加林把门锁好，又拿了一把椅子抵在门口。
她本来困得紧，可到了床上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，如今她对傅少奶奶的处境有了切身的体会。
看这情况，傅少奶奶做姑娘的时候想必过得并不如意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傅少奶奶嫁到傅家刚过几年好日子，自然不想放手。毕竟在傅家守活寡也强过在杜家当小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