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包文化源远流长。传说，古时候有一种身黑手白的小妖。名字叫“祟”，每年的年三十夜里出来害人，它用手在熟睡的孩子头上摸三下，孩子吓得哭起来，然后就发烧，讲呓语，得病，使孩子变成傻子。人们怕祟来害孩子，就点亮灯火团坐不睡，称为“守祟”。
在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。夫妻俩老年得子，视为掌上明珠。到了年三十夜晚，他们怕祟来害孩子。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逼着孩子玩，一直玩到睡下，还放到枕头边。
半夜里，祟摸孩子的头时，孩子的枕边出现一道亮光，祟急忙尖叫着逃跑了。
管氏夫妇把这事告诉了邻居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家喻户晓。纷纷仿效给孩子压祟钱，并且承前启后。继往开来。
最早的压岁钱出现于汉代，最早的压岁钱也叫厌胜钱。或叫大压胜钱，这种钱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，是为了佩带玩赏而专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。
这种钱币形式的佩带物品最早是在汉代出现的，有的正面铸有钱币上的文字和各种吉祥语，如“千秋万岁”、“天下太平”、“去殃除凶”等；背面铸有各种图案，如龙凤、龟蛇、双鱼、斗剑、星斗等。
唐代，宫廷里春日散钱之风盛行。当时春节是“立春日”，是宫内相互朝拜的日子，民间并没有这一习俗。
《资治通鉴》第二十六卷记载了杨贵妃生子，“玄宗亲往视之，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”之事。这说的洗儿钱除了贺喜外，更重要的意义是长辈给新生儿的避邪去魔的护身符。
宋元以后，正月初一取代立春日，称为春节。不少原来属于立春日的风俗也移到了春节，春日散钱的风俗就演变成为给小孩压岁钱的习俗。
清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是这样记载压岁钱的：“以彩绳穿钱，编作龙形，置于床脚，谓之压岁钱。尊长之赐小儿者。亦谓压岁钱。”
到了明清时，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。民国时，则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钱，寓义为“长命百岁”；给已经成年晚辈的压岁钱，用红纸包一枚大洋，象征“一本万利”。
至今，红包由压岁（祟）普及为一种习俗。因为红色象征好运，所以，每逢婚嫁、添丁、新宅、开工、生日等等......皆发红包。有喜当贺，理所当然。
又如给喜娘、道士、僧尼、轿夫、吹鼓手、司机、小姐等人发个红包，过去叫作“花彩”，今天改名“小费”，乃回馈他人辛劳，无可非议。
送红包和收红包是国人长久以来的传统习俗，红包文化原先是出自于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一种正常人际关系，体现和谐相处的友好情结，几百年来红包还是以这个意义居多。
不过送红包更为普遍的意义，一是给晚辈一种关爱，压岁钱、生日祝愿都含有平安吉祥的寓意。
派发红包给未成年的晚辈（根据华人的观念，已婚者就算成年），是表示把祝愿和好运带给他们。红包里的钱，只是要让孩子们开心，其主要意义是在红纸，因为它象征好运，因此，在分派红包的长辈面前打开红包，是不礼貌的做法；
二是婚嫁喜庆有喜当贺的礼仪，以及亲友初会、相聚互馈祝愿的表示；
再一种则是完全出自内心感戴之情的酬谢，而回馈他人辛劳，给喜娘、道士、僧尼、轿夫、吹鼓手、车夫等等的红包，一般又叫做“花彩”，今天则称“小费”。
应该说红包文化除了体现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外，还有受惠不忘施予者，也有不敢忘恩负义的心态。
对于该如何处理压岁钱的问题，有人认为不应该简单“充公”，而且想出了很多的处理方式，比方存到银行、用于买书或者借机教育孩子理财等等。
应该说，红包文化除了体现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外，还有受惠不忘施予者，也有不敢忘恩负义的心态。全球七大洲，凡有华人的地方，红包文化都存在，并堂而皇之。
旅居海外的华人返乡省亲祭祖时，例行都要给亲友族人送红包。
由于人有亲疏，礼分厚薄，所送出的红包也就有大、中、小三档，见什么人发什么红包，这也是红包文化的一个特征。
全球七大洲，凡有华人的地方，红包文化都赫然存在。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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